科技成果
| 互联网在西北农村社会发展中的两种应用模式 | ||
| 发布日期：2007-5-22 作者：王锡苓，李惠民，段京肃 阅读次数： | ||
第二，欠发达地区农村传播体系主要由电视传播和人际传播构成。传统大众传播媒体在西部农村的现状不尽如人意：电视媒体在传播农村农业信息方面与农民的信息需求之间有一定差距，报纸媒体的传播范围狭小，这些都对农村信息化全面、立体、多途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制约作用；同时，也不利于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新技术、观念的扩散和普及。 第三，欠发达农村经济落后、农民受教育程度低下是影响其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知识贫困、文化贫困进一步遏制了对技术的学习与采纳，影响了经济的增长与繁荣。经济衰蔽与凋零又进一步束缚了农民受教育的动机和需求，恶性循环的结果，使西部落后农村和农民被甩在现代化进程的高速列车之后，成为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在（由信息化）促进西部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改善农民受教育环境，提高农民学习、吸收新知识的能力和技巧，促使他们分享人类社会进步的最新成果，是农村社会发展中不可忽视的要件。 第四，互联网技术在推动农村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并非唯一的决定因素。网络技术与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只有与特定社会环境的诸多复杂因素相协调，网络技术才能与之形成合力，有效推动当地社会发展。因此，认为把网络技术引进传统农村社会，便能引起该社会超越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的发展观念，不是陷入“数字乌托邦”的幻想，就是落入“技术决定论”的巢穴。 第五，建构适合的传播内容。为谁传播和传播什么的问题是农村信息化进程中必须正视的，结合了农民实际生产、生活需求的网络传播内容，才能转化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助力。农业信息化网络传播过程的主要受众是基层农民，引导、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是传播媒介得以发挥影响的前提。同时，建立畅通的受众回馈路径，能够更好地了解受众需要，制定适合的传播策略，形成信息的双向沟通。从两方面看，缺少受众一端的传播过程显然是不完整的和不能进行的。 第六，“金塔模式”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双向传播的管道，即，网络信息服务中心→村级信息点→《经济信息导报》→农民以及农民需求→村级信息点→网络信息服务中心，这种互联网传播模式和低成本运营的互联网应用和推广模式，是符合西部农村特殊的发展情况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推广价值。 注释： [1] “金塔县信息网络工程建设简介”，“金塔县经济信息网”， http://www.jtxnet.com/XXDB/xxwl-2004-9.htm。 [2] 勒纳认为媒介是流动的增强者（Mobility multiplier），一个社会具备了从口头传播向大众传播的机制和契机，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变迁。他从个人心理角度提出“移情”的概念，并认为这种能力的具备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比不可少的。施拉姆详细分析了大众传播媒介在促进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具体作用，把媒介看作是发展的推动者（Mover）。E.罗杰斯秉承了勒纳和施拉姆的发展的经济导向的观点，认为通过更多现代生产方式以及改进社会组织，产生高度的国民平均所得，以及高水平的生活。 [3] 陈世敏：《大众传播与国家发展》，（台北：三民书局，1983），页25。 [4] 埃弗雷特.罗杰斯在美国夏伟夷东西方中心召开的关于传播与文化变迁讨论会（1987年7月20日至8月1日）上的发言，刘燕南摘译，<传播事业与国家发展研究现状>。《国际新闻界》第4期，（1988，北京），页20—23。 [5] 如1987年由中宣部、广电部及国家农调总队实施的、历时一年的“中国不发达地区农村广播电视受众”调查，1983年祝建华等人对上海郊区农村进行的传播网络调查，1985年张学洪等人对江苏的苏南、苏北、苏中等地农村进行的受众调查，1988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行的全国农村听众调查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很有价值的有关传播与人的现代化观念研究的调查，如王怡红的《大众媒介对观念现代化的影响》，闵大洪等人的《浙江省城乡受众接触新闻媒介行为与现代观念的相关性研究》等。陈崇山、孙五三主持完成的以传播与人的现代化为对象的研究等等。 [6] 较有代表性的是裘正义的博士论文：《大众媒介与中国乡村发展》，（上海：复旦大学1993年博士论文）。 [7] 例如张宇丹《传播与民族发展》、方晓红的《苏南农村大众媒介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仇学英对贵州、云南、广西等贫困山区进行的“大众媒介传播和农民政治参与的研究”等等，都是这一领域的成果。还有一些专题研究，如卜卫《大众媒介对儿童的影响》、《媒介与性别》等都涉及到了传播与人的观念现代化关系。 | ||
| 来源：中华传媒网 责任编辑： 添加到收藏夹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