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同志的十七大报告通过新闻媒体发布后，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中国新闻出版业将如何改革发展也成为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近日，党的十七大代表、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接受了英国《金融时报》以及《光明日报》、《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华读书报》、人民网等国内媒体集体采访，谈了新闻出版改革发展的一系列问题。

　　改制后出版发行企业国有资产年均增值40%以上

　　记者：很高兴有机会多了解中国在新闻出版方面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共产党十七大对我们国外媒体很开放，我们每天都有很多采访。

　　柳斌杰：感谢国外媒体对中国新闻出版业的关心。这也标志着中国的新闻业更加开放、更加民主，我们愿意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融入世界。从我们承诺2008年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对境外媒体更加开放到这次党代会对境外媒体的全面开放，都可以看出中国新闻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

　　记者：出版方面的改革受到广泛关注，几年前中国的出版业就推出一些改革方案。我们英国《金融时报》也注意到，一部分中国出版发行单位经营部分剥离出来在香港上市。在这方面的改革，中国有哪些进步和标志性的事件？

　　柳斌杰：中国的出版改革，是中国改革全局的一部分，是按照中国整体改革的布局，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的大框架下进行的。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思路，也提出了具体要求，把出版定位为经营性的产业和公益性的事业两大部分。公益性的出版事业，主要指不能以市场化的手段配置资源，进入市场竞争，比如我们的党报党刊；再比如少数民族文字的出版，读者少、需求量小，也不能靠市场竞争来解决；还有国家公共文化积累、服务的部分，例如历史典籍的整理、出版等，仍然作为社会公共服务的部分，由政府扶持发展。其余经营性的出版业包括图书、非时政类报刊、音像制品、光盘生产等，相关单位全部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转企改制，面向市场发展。

　　经过十六大以来5年的实践，中国新闻出版业取得巨大成就。

　　第一，推动体制创新。我们把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些经营性出版单位转到市场经济轨道上来。到目前为止，国内有100多家出版社实行企业体制的管理，有1000多家报刊也进行企业化、市场化的管理。

　　第二，培育市场主体。既然说产业，就要有企业；既然有市场，就要有市场竞争主体。我们通过集团化、股份制改造、企业重组等方式，培育出版传媒方面的集团公司，作为中国出版业的市场竞争主体。这方面成效显著，数十家出版、发行、报业集团公司成立，完全走上规范的公司制发展的路子。通过市场融资、股份制改造增强了实力，中国出版业市场竞争主体越来越强大。现在的国际、国内图书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中国出版社全都是按照新的市场主体改造过的出版单位，效果非常好。改制后的出版发行企业，国有资产年均增值40%以上，经营收入年均增长30%以上，效益非常好。通过深化改革，达到了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目的。

　　第三，实施重大出版工程。我们积极推动基础建设项目和文化积累类型项目加快发展，带动了整个出版业的繁荣。这几年，依靠国家推动性力量，出版了一大批精品力作，在整理出版历史典籍、当代重要文化作品等方面，都取得很好的成绩。

　　第四，中国出版在国际市场上越来越有影响力。在2006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首次实现了版权贸易顺差。今年的莫斯科国际书展，中国以主宾国身份参展，实现了历史性突破，输出版权800多项，中国的图书受到了高度的评价和欢迎。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在致辞中评价说，中国已当之无愧地成为第一出版大国。在今年10月举行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出版又大放光彩，输出版权1900多项，外电给了很好的评价。中国出版业正在走向国际，通过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我们也积极吸收其他国家文明成果，同时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

　　记者：改革给新闻出版行业带来怎样的变化？

　　柳斌杰：改革使新闻出版行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第一，通过改革解放了生产力。过去，中国的出版处在不能适应市场竞争、市场配置资源的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束缚了它的发展。现在，通过体制创新和转企改制，解放了生产力，新闻出版业所具有的潜力得到发挥。新闻出版业发展的实践证明，哪里有改革，哪里就有新局面。

　　第二，通过改革营造了新的机制。这种机制能最大程度地激发新闻工作者和出版工作者的创造力和活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出版社按照规定动作运作，人们本身的创造力难以得到充分发挥，通过新的机制，人们的聪明才智展现出来。现在，出版单位依靠市场配置资源，不会受到条条框框的限制。

　　第三，通过改革涌现出优秀人才。出版社在新的体制下实行了企业化奖惩措施，调动了更多新闻出版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原来出版社出版一本书效益不是很大，改制后的出版社出现了一本书盈利6000多万元的奇迹。同样的人，在不同的体制、机制下，发挥的作用大小也不同。

　　第四，政府逐渐从办出版转向管出版。我们大力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把一个审批型政府部门变成一个服务型政府部门，为出版企业服务，帮他们出谋划策。过去，出版社的选题计划和出书完全由政府来调控，现在政府部门不再办出版，而是依靠政策、法律、市场来管出版产品。这样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权和更多的创造机会，改变了过去统得过死的状况。下一步，政府在管理方面将更多地向改制后的企业进行政策和资源倾斜。